中國前30年的發(fā)展是“摸著石頭過河”，未來的10年，或者30年，下一塊要摸的石頭，應該是治理。

　　中國經濟正在經歷轉型，好日子一去不返，這已經成為共識。大的方向，是從高速增長、外需、投資、制造主導的經濟，趨向降速增長、內需、消費、創(chuàng)新主導的經濟。談到這樣一個轉型，被忽略的是社會與政治的發(fā)展。不建立與經濟發(fā)展更高階段相適應的治理(governance)結構，經濟轉型將無法成功。

　　無論是談到“新四化”還是新“三大紅利”，都離不開城市化。城市化不僅僅具有人口統(tǒng)計上的意義，即城鎮(zhèn)居民的增加并且從目前占總人口的50%達到一個更高的水平，它還具有重大的社會意義，意味著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的形成乃至崛起。中產階層的崛起，將會帶來一系列的社會變革和產生一系列的政治訴求。他們一般都擁有產權，因而成為社會的穩(wěn)定力量，而他們又是納稅人主力，其物業(yè)稅、消費稅、個人所得稅將日益成為各級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他們將對政府要求更大程度的透明、要求更多的問責、要求更多地參與社會管理。

　　例如，近幾年城市中產階層日益覺醒的“避鄰”運動(not in my back yard)，他們以示威的方式參與，對于經濟活動中環(huán)境和生態(tài)的后果越來越關注，他們更多地要求政府在進行有關的投資、規(guī)劃及環(huán)境測評的過程中，能制度性地保證他們可以表達自己的利益。另外，微博是城市居民及中產階層發(fā)出公平正義聲音的一個重要平臺，但這僅僅是非常初級的階段，需要線上線下打通，從圍觀轉發(fā)到理性參與，從平臺打造到制度變革。

　　中產階層是城市化的主力，這個階層是開放的和流動的，它需要包容農民工，同時不斷產生著社會的精英階層。如果不形成中產階層，城市化將失去依據(jù)。

　　中國下一個30年的發(fā)展目標是初步進入高收入的經濟體。如果說一個饑餓的社會破壞產權保護，溫飽的社會不需要產權保護，那么一個走向富裕的社會，產權保護是它的基石。創(chuàng)新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對產權的保護。因為創(chuàng)新的主體是個人及企業(yè)，創(chuàng)新的結果是創(chuàng)造財富，如果無法對產權進行保護，創(chuàng)新的活力將受到抑制。無法保護產權，遑論保護知識產權。保護產權的根本，是建立法治。大量的研究表明，不僅因為產權的保護在近代使歐洲開啟了人類歷史上真正的創(chuàng)造財富的進程，而且因為缺乏保護，一些在20世紀初富裕的國家在后來的發(fā)展過程中陷入困境(如阿根廷)，被許多國家超越。選擇保護財產權，就是選擇一個富裕的社會。

　　除了政府治理，公司治理也要做出相應的調整。過去30年依靠低技能勞動力加工和投資驅動的經濟所對應的公司治理結構，也是一個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政府補貼的公司治理結構，無法適應未來10年向創(chuàng)造和高價值鏈攀升的經濟。過去30年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主要是農村勞動力與工業(yè)生產的結合而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但中國正在失去人口紅利，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將更多地依靠高技能的勞動力、更細的社會分工、甚至與技術變革與中產階級需求相適應的更加個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生產方式。這些正在降臨的變化，將挑戰(zhàn)中國目前占主導地位的公司組織方式：大規(guī)模、集中式、人海式、重復性的泰勒式的大工業(yè)機器的組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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