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業(yè)已過去，“九三”也將到來。歷時八年的抗戰(zhàn)，早已過了一個甲子。戰(zhàn)爭的創(chuàng)傷據(jù)說已經(jīng)療愈，而歷史的話題卻總是沉沒了又泛起。說是理性的“新發(fā)現(xiàn)”也好，老調(diào)子的重彈也罷，總之一個抗日戰(zhàn)爭，注定要成為往復震蕩的“永恒主題”——而說它“永恒”，久久不息，此伏彼起，又何止在于幾個那時的人物而已。

　　比如一個汪精衛(wèi)，總是說他附逆投敵——當然近年以來，也已經(jīng)有將“汪兆銘題”的大字，做成金字招牌掛在樓廈的門楣上的，但“漢奸”的定論，畢竟不那么好“正名”。于是便有高人出來“分析”，說事情并非這樣簡單，而應當從“心理學”的深度，析其性格，剖汪精衛(wèi)的“心路”——這當然頗有道理，也很有“新意”，凡人與事，分析到了“心理”，那學問，就幾乎要做到了 。然而分析來分析去，這“心路”又是怎樣的一種曲徑呢？曰其具有“自毀”性格，就是“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吧！所以不惜獨力扛上“漢奸”罪名，執(zhí)意要“闖虎穴”。汪之少年，不是行刺過清攝政王么？所以這種“甘為釜山柴薪，燃燒犧牲，造就革命勝利的焰光”的“心理特質(zhì)”，竟然“應該說是一脈相承”——“心路”之盡頭，是汪精衛(wèi)的“自我犧牲決心”，其中基本一條，是他何等關心日占區(qū)人民的疾苦，認為淪陷區(qū)的民眾沒有一個與日本人“協(xié)調(diào)溝通”的“中國人政府”怎么行，所以他來“擔當”。你看拿一個汪精衛(wèi)，真“分析”出了一點“犧牲精神”，叫做“勉從虎穴暫趨身，說破英雄驚煞人”，幾乎可以還他“清白”了。

　　其實關于此類“自毀心理”乃至“犧牲精神”的“分析”，并不只是孤掌一鳴，也不僅于一個汪精衛(wèi)的“新發(fā)現(xiàn)”——數(shù)年之前，大概就是抗戰(zhàn)勝利60周年的時辰吧，也有“學者”高士，出來“分析”周作人的“心路”的——不是贊他的“五四巨匠”，也并非說他的小品如何地“精致細膩、凌空蹈逸”，而是說他的附逆，豈但是為了“保護北大校產(chǎn)”，根本就是“為淪陷區(qū)的中國人民服務”——你看一個敵占的華北，八年不開教育，“那將是什么樣的損失”？所以也是“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決然當上了敵占區(qū)教育總署的督辦！至于周作人身負“潛伏”重任，至于他的偽職是地下組織幫他搞來的，此類奇談，更是不絕于論……也是“心路分析”，分析出來的也是“更勇敢”的“自我犧牲”，可見宏詞高論，如出一轍，似乎也不是什么“新發(fā)現(xiàn)”了——近日之間，又看到雄文數(shù)則，說連周佛海的附逆也是“臥底”，是不是也算“地下工作者”，是不是也要進行一番依樣葫蘆的“心路剖析”，可以拭目以待。

　　當然不是所有的反角，都可以“分析”出他的“復雜心理”的，比如胡蘭成，這個日偽的“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和“法制局長”，因為日方與陳璧君的“雙重青睞”而榮任偽《中華日報》總主筆的漢奸，“正名”還真不容易，“心理分析”似也難有多大“新發(fā)現(xiàn)”，于是便來另抄捷徑。對于胡蘭成的“重新審視”，當然是“愛屋及烏”，為了炒別人，所以必須“洗白”胡蘭成，這是眾所周知的奧秘。胡蘭成是個不易翻案的漢奸，所以不便“正面來”，于是迂回曲折，講他的“有文化”，講他那時“令人神往”的生活方式，總可以吧！先來炒他的“情種”，如何地當年風流，又怎樣地“愛得死去”，接著炒他的“才子”，一部“今生今世”，炒得熱火朝天，一門“胡學”，居然要成為顯學，當然還有說他乃“國士”，“心中無我、志在天下的志士”的�，F(xiàn)在“情”也炒過了，“書”也炒過了，于是一間同居過幾年的“故居”，也差一點要捧為“標志性的文化景點”乃至“新的文化地標”，至于胡蘭成的“活法”及他的“情史”，似乎更要推為今人追羨的“文化”啦。

　　兩年前的抗戰(zhàn)勝利紀念時，已經(jīng)有人竟然將魯迅稱為“漢奸的哥哥”，同胡蘭成的太太這個“漢奸的老婆”相提并論，后來又有將汪精衛(wèi)這個人物與寫了《多余的話》而慷慨赴義的秋白烈士放在一起的�，F(xiàn)在又將紀念抗戰(zhàn)勝利了，“心路”的“分析”與“文化”的“再現(xiàn)”，又會有什么風云卷拂，又會有什么“新發(fā)現(xiàn)”呢？倒是可以耐心看一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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