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觀念的重新構造堪比哲學之于語言學，并在奧巴馬政府重新審視轉基因作物和食物監(jiān)管系統(tǒng)時逐漸變得明朗。舉世聞名的《生物技術管理協(xié)調框架》自1992年以來從未更新過，這一框架定義了美國農業(yè)部、食品藥品管理局和環(huán)境保護署的監(jiān)管職責。CRISPR的強大能力使得對此監(jiān)管框架的重新思考變得非常之緊迫，科學家們也借此機會掀起了對一個非常古老問題的重新討論：到底什么是“轉基因”？福亞塔斯因在基因組編輯糧食作物方面發(fā)表了許多文章和專利而成為了美國許多小型農業(yè)生物技術公司的首席顧問，他笑著回答這個問題說：“‘轉基因’這個詞本身就非常令人頭疼。”

 

　　頭疼在哪里呢？許多針對生物技術食品的批評意見都認為，任何形式的轉基因都會伴隨著許多意想不到的突變或者改變，而這些突變或改變會對人類健康或環(huán)境有風險。但正如福亞塔斯和楊教授等科學家回應中所說的一樣：所有形式的植物育種——上溯至3000年前新石器時代的農民創(chuàng)造出面包小麥所用的育種方式——都涉及到轉基因，并且，傳統(tǒng)的育種手段也并不總是能產生有益生物學性狀的。在描述傳統(tǒng)育種手段所產生的基因破壞后果時，楊教授使用了“巨大”一詞來形容。尼娜·費多羅夫(Nina Fedoroff)是一位植物學家，也是美國科學促進會的前任主席，她曾將利用傳統(tǒng)育種手段馴化出來的面包小麥稱為“遺傳怪物”。

 

　　在20世紀70年代重組DNA的時代之前，植物育種家往往利用強力破壞的方法(X射線、伽馬射線或者強力的化學試劑)來改變植物的DNA。這些強破壞性的方法往往也會得到一些隨機的、人為產生的突變。這些突變改變了基因特性，賦予其新的農藝性狀：高產、或是美觀勻稱的果實、或是在如干旱之類的逆境中依然能夠生長良好等等。這些有益的突變可以通過與其他品種雜交來聚合這些優(yōu)良性狀。這種類型的雜交育種需要很多年(通常是5到10年)，但卻被認為是“自然”的。

 

　　但是這一過程卻是非常具有破壞性的。來自于兩個不同個體的DNA通過生殖過程聚到一起時，DNA會因染色體重排過程而被擾亂，不論是人類還是植物都是如此。自然突變在每一個世代中都會發(fā)生，當育種家在選育一個優(yōu)良的性狀時，DNA的數(shù)百萬個堿基對都會發(fā)生變化。它確實是“自然”的，但是卻也是各種“混搭”。 福亞塔斯說到：“在這一過程中，你不僅僅只是轉移了一個基因，通常是轉移了野生物種的大片DNA。”不僅如此，在育種過程中，優(yōu)良性狀往往會拖著同一片DNA上鄰近的非期望性狀一起轉移，這種“連鎖累贅”往往對自然繁殖的植物是有害的。基于一些水稻遺傳學研究的 發(fā)現(xiàn)，一些科學家推測，馴化過程中引入那些明顯的優(yōu)良性狀的同時也帶來了大量“沉默”的有害突變。

 

　　盡管CRISPR比傳統(tǒng)育種手段更加精準，但是這種技術并非完美無瑕。這一精準的切割工具有時會切割到那些非預期的區(qū)域，這些“脫靶”切割已經引起對安全性問題的擔憂，這也是人類精子和卵細胞的基因組編輯中被認為存在不安全性和不合倫理因素的主要原因。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的政策分析師詹尼弗·古斯瑪(Jennifer Kuzma)自有轉基因農業(yè)以來一直在關注相關的科學和政策，她說：“精準性非常有意義，但是它并不一定就能減少風險”，脫靶切割“可能引入完全不同的途徑，從而導致災難性后果。” 博德研究所的張鋒(他申請的專利目前被指有爭議)已經發(fā)表了數(shù)篇文章來改進CRISPR系統(tǒng)以提高其特異性并降低脫靶率。

 

　　CRISPR簡便、低成本，這使得許多科研單位和小的生物技術公司能參與到一直被大型農業(yè)公司所主宰的游戲中去。最初，只有財大氣粗的大公司可以應付得了耗費甚多的監(jiān)管，直到現(xiàn)在，幾乎每一個遺傳工程研發(fā)出的改良作物都是通過提高產量來增加農民和公司的經濟效益；孟山都的抗除草劑田間作物種植面積不斷擴大或是卡爾金公司研發(fā)的航運中抗寒的Flavr-Savr 番茄。這些轉基因作物對農業(yè)生產者的吸引力遠大于消費者，它們與食品的聯(lián)系也不多。加利佛利亞州立大學戴維斯分校的農業(yè)政策專家小組最近觀察到“跨國公司在過去10年來一直主宰著相應的領域，但其中有半數(shù)的公司除了抗除草劑和抗殺蟲劑之外就未見到其他的創(chuàng)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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