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正義還需要排隊吧。”2024年5月17日上午10點半，汪蓓蕾走出江西省九江市中級人民法院，面對鏡頭說。她的手里拿著剛從法庭上領回的兒子張寬的課本和作業(yè)，止不住地顫抖。
二審宣判后，汪蓓蕾難掩失望。 正文圖片除特別標注外均 雷冊淵 攝
半個小時前，張定杰、汪蓓蕾夫婦訴鄒某犯侮辱罪、虐待被看護人罪上訴一案二審宣判：法院認為，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鄒某的行為構成侮辱罪、虐待被看護人罪，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2021年11月9日16時左右，11歲的張寬放學后從自家小區(qū)的一棟高樓跳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并留下遺書：“我，本人張寬，誠（注：別字，應為承）認：本人的死亡不與父母、家長、社會、國家有關，只和鄒某有關，她用暴力的手段。”遺書中所說的鄒某，是張寬的班主任兼語文老師。
張寬留下的遺書。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通過教室內的監(jiān)控視頻，張定杰夫婦發(fā)現，事發(fā)之前，鄒某曾多次在班里公開貶損、羞辱、責罵張寬，僅出事當天就有8次。憤怒的父母以侮辱罪、虐待被看護人罪將鄒某告上法庭。
去年8月，該案一審在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區(qū)人民法院宣判，認定鄒某無罪。張定杰夫婦當庭提出上訴。同年11月21日，二審開庭，“鄒某對張寬的行為是屬于正常的教育懲戒還是侮辱”成為控辯雙方爭論的焦點。
今天二審宣判后，張定杰當庭大喊“不服！”并表示會向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請重審。“正義的車輪向前滾動時總會遇到很多阻礙，但我相信它一定會駛向光明。”張定杰說。
原始卡爭議
教室監(jiān)控視頻是還原真相的關鍵，也成為審判的主要依據。
該案二審期間，張定杰方曾對一審法院委托福建中證司法鑒定中心出具的鑒定意見提出異議，并申請由其選定的上海某鑒定機構來對原始儲存卡進行數據恢復和鑒定。去年12月，二審法院根據張定杰的申請，曾派主審法官到該機構協(xié)商鑒定事宜，張定杰也在場。而那一次張定杰發(fā)現，電腦所顯示的儲存卡哈希值與福建中證司法鑒定中心鑒定的哈希值不一致，當場對該儲存卡的真實性提出了質疑，并提出對兩次鑒定的檢材進行一致性鑒定。
張定杰說，此后自己曾多次撥打法院電話，只接通了兩次，對方都告訴他，需要研究決定，讓他等消息。他沒想到，直接等來了宣判通知。
法院門口張貼的宣判通知。
二審審判書中顯示：公安機關在事發(fā)后依法從學校調取了教室的監(jiān)控設備和原始儲存卡，為確保原始證據的安全，公安機關對該儲存卡進行了鏡像備份，并將鏡像文件交給了福建中證司法鑒定中心進行鑒定。福建中證司法鑒定中心及鑒定人具有法定資質，鑒定程序合法，該文件可以作為定案證據。法院經向技術專家咨詢了解，該鏡像文件儲存卡因查看證據、庭上展示等原因，會導致哈希值發(fā)生改變。所以法院沒有進行數據恢復和鑒定兩份檢材的一致性。
“我們從一審到現在，一直就在圍繞這個原始卡申訴，我們就是要把原始卡拿去恢復數據。而二審法院認為進行數據恢復重新鑒定沒有意義。一審拿了個U盤，二審拿了個數據不一致的卡，為什么就是不拿出原始卡？”張定杰說，“我們作為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對自己主張的證據有權知情和舉證，為什么關鍵證據對我們保密？二審的數據鑒定為什么我們不知情，法院就直接作出判決？”
他還提出：“針對此前鄒某對張寬得了癌癥、請了一個學期假、是差生等誹謗，我們提交了張寬的作業(yè)本、試卷、學生手冊等證據進行駁斥，可是判決書里一個字都沒有提。證據采信不采信，總得有個說法吧。”
“不服！”幾乎是在法官宣讀完判決書的那一秒，原告席上的張定杰拍案而起，大聲喊道。
走出法院，張定杰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復。
法院：現有證據不足以認定因果關系
其實在二審宣判之前，張定杰一家對審判結果已經有了心理準備。與其說是心理準備，更不如說是降低期待，甚至不敢期待。“只能說，我們心里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張定杰說。
汪蓓蕾清楚地記得一審宣判時一家人的狀態(tài)，原本預期“沒有問題”的他們聽到鄒某無罪的判決結果后非常震驚。此前，汪蓓蕾甚至已經訂好了鮮花，準備宣判后在張寬出事的地方鋪滿向日葵，“告訴他勝訴的好消息”。沒想到，事與愿違。他們站在法庭上，表面保持著克制的平靜，事實上內心早已天崩地裂……
看著鄒某在法警的護送下離開，汪蓓蕾問張定杰：“我們要不要自己來？”她覺得既然法律的方式走不通，那就以母親的方式去復仇，她想撲過去“手撕”鄒某，“讓作惡的人付出代價”。張定杰穩(wěn)住了她。
而這一次，他們想要的“時候”依然沒有到來。
被告席上，鄒某戴著黑色口罩，全程低頭，不發(fā)一言。庭審結束、確認簽字后，她在法警的保護下匆匆離開。張定杰、汪蓓蕾和張寬的姥爺汪愛民沖上前去，朝鄒某憤怒地咒罵，被法警攔了下來。
汪愛民打開保溫杯蓋子聞了聞說：“上面還有張寬的味道。”
張寬的書包是一個軍綠色的帆布書包，上面印著毛主席頭像和“為人民服務”。有一年張定杰到延安出差，拍了照片問張寬想要什么禮物，張寬選了這個書包。“我的孩子從小就很‘正’，你看他選的東西就知道，為人民服務。”張定杰說。
汪愛民向記者展示張寬的書包和作業(yè)。因為過于悲傷，平時這些東西他“碰都不敢碰”。
這原本是一個令人羨慕的家庭。
汪愛民是一名老警察，在九江創(chuàng)建并多年負責警民共建少年警校，在當地頗有名氣，人稱“老班長”“營長老爹”。他的同胞兄弟中有多人在九江當地擔任要職。汪蓓蕾曾是九江電視臺的一名記者，后來辭職開設了一家心理咨詢工作室。張定杰是一名從警15年的交警。
張寬出事后，原本幸福美滿的家分崩離析。
張寬去世后，汪蓓蕾在床上躺了三天，不吃不喝。第四天晚上，她的兩位擔任領導職務的叔叔登門，汪蓓蕾硬撐著從床上爬起來給叔叔們下面條。煮面時，汪蓓蕾的手止不住地顫抖，但她還是強忍著，因為想著“給我們撐腰的人來了。”
沒想到，她無意中聽到了叔叔們的對話，四叔問小叔對這件事怎么看，小叔說：“我不參與。”汪蓓蕾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在心里為從小寵愛自己的叔叔們尋找理由，他們是不是有什么苦衷？他們是不是因為壓力？然而后面接連發(fā)生的事徹底打破了她最后一絲希望。
汪愛民的兄弟曾不止一次地勸阻他和張定杰夫婦，不要再繼續(xù)追究學校和鄒某的責任，不要在網上發(fā)布相關信息，早點拿了賠償款息事寧人，有一年過年，甚至還有位叔叔動手打了汪蓓蕾。
身邊的朋友也讓汪蓓蕾寒心。她有三個最要好的閨蜜，一個閨蜜在張寬出事后就聯系不上，一個閨蜜給她發(fā)來一條慰問信息后就拉黑了她的微信，只有一個閨蜜還陪在她身邊。汪蓓蕾知道，“誰都不想跟這種麻煩事沾邊。”
痛苦中，張定杰夫婦選擇離開�，F在只有尚未退休的汪愛民獨自待在九江；汪蓓蕾的母親和弟弟一家待在深圳；張定杰定居在上海，但因為律師的工作，他常常全國各地出差；為了在深圳和香港開設心理工作室的分部，這半年汪蓓蕾也從上海搬去了深圳，因為工作繁忙，她和張定杰平均一個月才能見上一面……
一家人分散在天南海北，租房和新環(huán)境，讓汪蓓蕾常有漂泊之感。“好好的一個家，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汪蓓蕾說。
“不能再用老辦法去教育現在的孩子”
每一次“張寬案”重回大眾視野，都會引發(fā)一輪對教育問題大討論。
“現在的孩子動不動就去跳樓，家長應該多關注孩子的心理健康。”“現在的孩子打不得罵不得，老師只負責講課，其他一概不能管唄！”“如果這種罪判給老師，那以后誰敢做老師？”……二審宣判后，除了同情，質疑的聲音也不少。
對此，張定杰回應：“我們不是說老師管教學生是不對的，我們反對的不是正常的教育懲戒，而是老師以侮辱、貶損等行為去傷害孩子。”在二審庭審中他們就曾反復強調：“懲戒不等于打罵，批評不等于侮辱。”
張定杰辭去干了15年的交警工作，轉行成為律師后，許多有類似經歷的家長找到他。有的是請他代理案件，有的則僅僅是為了傾訴。有時他會覺得被壓得喘不過氣來，卻始終不敢放棄。“避免類似的悲劇再發(fā)生。”他把這看作兒子留給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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