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們是否研究歷史，都無法忽視紀年的問題。

　　我們經(jīng)常聽到的“公元前某某年”，其實就是來自于西方的一種紀年方式。

　　自從新中國建立后，我們就一直沿用這種方法。經(jīng)過了七十多年，我們已經(jīng)逐漸對此習以為常。

　　但是卻很少有人探究，“公元”到底是哪一年？為什么要這么叫？

　　而“公元”紀年開始的那一年，在中國相當于中國的什么時期？這些我們還需要娓娓道來。

　　各個文明都有自己的特色，除了文化，還包括紀年。

　　紀年的歷史意義不容置疑，但是其標準卻各不相同。

　　按照信仰體系來說的話，可以用一些古代信仰中的神，來做紀年的標的物。

　　但是，那就出現(xiàn)了一個問題：古代文明多為多神教，沒有一個真正的主神，也就無法用神的某些紀念日來當作紀年的標志。

　　另外，西方文明對紀年的要求，遠不如中原王朝高。

　　這是因為，中原王朝是農(nóng)業(yè)文明，需要用紀年來表示一年的起始，進而推算出節(jié)氣，以配合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

　　但是西方文明卻并非如此，比如作為起源文明的古希臘文明，就是一種以商業(yè)和軍事立足的文明。

　　所以相對來說，他們并不太重視紀年。如今，眾多的古希臘標志性事件，都沒有準確的時間記載。

　　直到共和制度建立，古希臘才開始以執(zhí)政官為標志來紀年。以現(xiàn)在的認識來看，這應該是出于對執(zhí)政官本人的尊重。

　　而中國早期所使用的，是兩種紀年方式：君主紀年和干支紀年。

　　所謂君主紀年，就是以君主的名號來紀年，比如說商湯執(zhí)政的第一年，叫做“湯元年”；帝辛執(zhí)政的第二年叫做“帝辛二年”。

　　但其實，君主紀年并無太大意義，一個天子在位往往數(shù)十年，很容易搞混。所以就需要干支紀年來配合。

　　所謂干支紀年，就是以十天干配合十二地支的組合紀年方式。

　　這種方式60年一輪回，而且不受政權更迭的限制，因此成了中國古代紀年方式的主流。

　　在史書上，在帝王的執(zhí)政年份后面往往會配上干支紀年作為標志。這樣一來，情況就清楚多了。

　　但是，到了東周時期，由于周天子勢衰，很多諸侯國都開始以自己國君的謚號和年份，配合干支來進行紀年。

　　比如說，史書《春秋》的開始，就是魯隱公元年。但是，由于同一時代的國君眾多，這種紀年方式也非常混亂。

　　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后，紀年方式仍然沿用老的君主紀年方式。

　　配合干支，倒也還可以繼續(xù)用。但是，到了漢武帝時期，情況卻有了新的變化。

　　由于他是幼年天子即位，而且還要抗衡以竇太后為代表的外戚，所以漢武帝為了加強自己的正統(tǒng)性，決定使用年號紀年。

　　而他的第一個年號，就是“建元”。從此之后，中國的紀年方式，就從君主加干支，變成了年號加干支。

　　年號紀年，確實能解決很多問題。在君主紀年時，由于謚號必須要在去世后才能給出，所以在這個君主在位時，史官很不好記錄。

　　而年號，則是一個皇帝執(zhí)政開始后就有的，所以史官的記錄也就更加方便。

　　也因此，中國的第一部紀傳體史書：《史記》，是在漢武帝時期出現(xiàn)的。

　　這兩者并無很強的相關關系，但是年號的出現(xiàn)，確實讓歷史的記錄變得更加容易了。

　　不過，年號紀年也有一些弊端。第一個，就是皇帝如果頻繁更換年號，那就會搞得史官暈頭轉向。

　　比如說，在武則天稱帝之后，曾經(jīng)有一段時間，年號一年一換。

　　這樣做，其實已經(jīng)失去了年號作為紀年工具的意義；另外一個弊端，就是在非大一統(tǒng)時期，會有多個年號并存。

　　比如說，在中國最混亂的南北朝和五代十國時期，經(jīng)常會出現(xiàn)同時有5個年號的情況。

　　史官往往按照各自的政權體系來記錄，這樣匯總的時候，就會顯得異�；靵y。

　　而這種情況，到了中華民國時期，又有了變化。

　　由于廢除了君主制，那么年號自然也就隨之消失。所以民國的紀念方式，是國號紀年。

　　比如說公元1912年，就是民國元年。而新中國建立的1949年，則是民國39年。

　　這種紀年方式，至今仍在臺灣地區(qū)沿用。

　　而在新中國建立后，為了和世界上的大多數(shù)國家并軌，毛主席、周總理等領導人通過充分的政治協(xié)商，最終確定我國使用公元紀年方式。

　　說了半天中國的紀年方式，接著我們來看看公元紀年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距今大約三千年前，由于劇烈的民族沖突，在古埃及的土地上逐漸產(chǎn)生了一神教。

　　一神教就是一種以一個主神為中心，演化出其他教義的宗教。如今西方和阿拉伯地區(qū)的主要宗教，都是一神教。

　　一神教體系復雜，由于細節(jié)的不同，又劃分出了很多不盡相同的一神教。

　　比如說，猶太教、天主教、東正教，其實都是信仰上帝的，只不過細節(jié)不同；而伊斯蘭教，其實與那些宗教信仰同一個神，只不過他們稱主神為“真主”。

　　結果，這些執(zhí)著于不同信仰細節(jié)的宗教，彼此間經(jīng)常大打出手。

　　公元1582年，在意大利出現(xiàn)了一位數(shù)學家，名叫阿洛伊修斯·里利烏斯。

　　此人在研究數(shù)學的同時，也在研究歷法。他準備通過自己的計算，重新修訂已經(jīng)使用了一千六百多年的西方主流歷法：儒略歷。

　　但是，當時正是教會只手遮天的時代。為了能順利地開始自己的工作，里利烏斯決定以耶穌出生的那一年，作為一種新紀年方式的開始。

　　因為“公元”二字的拉丁文意思，正好就是“主的年代”。

　　而巧合的是，儒略歷在此時，也發(fā)生了很多問題。這種歷法的誤差越來越大，甚至連季節(jié)的計算都出現(xiàn)了偏差。

　　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此時也正好想要修訂歷法。于是，他與里利烏斯一拍即合，很快就正式推出了公元紀年法。

　　在這之后，西方文明開始通過工業(yè)革命和武裝擴張的方式，向全世界擴散。

　　而他們推進到哪里，就會把公元紀年帶到哪里。

　　經(jīng)過了將近三百年的“推廣”之后，公元紀年法最終成為了世界的主流。

　　公元紀年法的推廣，其實是給我們的歷史研究制造了一些麻煩。

　　我們不只要知道歷史事件在中國史書上的年代，還需要換算成公元紀年。

　　如果再算上陰歷和陽歷的差距，那么計算量就更大了。不過，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因為不如此，我們就無法橫向地比較世界范圍內(nèi)的歷史發(fā)展。

　　那么，公元元年，相當于中國的什么時候呢？是西漢的漢平帝元始元年。

　　這一年對于中國來說，同樣極為重要，因為就在前一年，漢哀帝病死了。

　　專政的王莽立了一個剛剛9歲的小皇帝即位，也就是漢平帝。

　　漢平帝在位僅僅5年就去世了，相傳是被王莽毒死的。這之后，王莽篡漢，兩漢之中的那個“新朝”出現(xiàn)了。

　　其實，公元紀年法的出現(xiàn)，正好體現(xiàn)了西方文明的排他性，以及西方人的霸道。

　　如果他們像中國人一樣謙和，又為何非要用自己的神來當紀年的開始？

　　不過，既然這種紀年方式已經(jīng)成為了習慣，那么我繼續(xù)沿用就好。“拿來主義”其實也不錯，一切方便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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