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妮的立意是去詩意化，以一種客觀、冷靜的態(tài)度敘述故事。正如她在后記中所寫：“應當有人以新鮮的手法，客觀的角度，超越某一個人某一事件，更冷靜地講述它。”從文本上看，她出色地完成了這一任務，但我們也因此產(chǎn)生疑問：這種客觀、超越和冷靜，究竟是處于何種程度?屬于何人?是作者自身的，還是貫穿于人物身上的?我在閱讀中的感受是，不但作者在努力保持一種冷靜的客觀立場，就是書中的主人公，也極少表露出實實在在的個人感受，反而是書中的動物、植物不時跳出來發(fā)表議論和感想。這種無敘事核心、無故事線索的“磁場式結構”，與王小妮的詩歌寫作有著同構關系，因此，小說文本自身形成了一個詩意區(qū)域。

　　作者在后記中說，“小說中的心理描寫極有限，凡是‘想’，我都希望它非常短促，簡單到極點。”她試圖拋棄作者對人物情感和思想的猜測式描述，但又不是那種傳統(tǒng)的自然主義描寫，而事實上，這種對故事的刻意反撥，本質(zhì)上正是對詩意的追尋。何況，她又秉持“萬物有靈論”的看法，特別加進了一些動物、植物的所思所想，這種擬人化的手法直接消解了作品的客觀色彩，使文本在整體上具有了詩的意味。而更的的小說文字的詩意性，則貫穿在他對景物和竹窩里村人的描寫中，同時，孤獨的憂傷和兩個群體間相依為命的情感，也一樣充滿了詩的色彩。在這種詩意的籠罩下，竹窩里知青與農(nóng)民之間的關系，也幾乎達到了自然和諧的境界。在這一點上，王小妮的小說與之前的許多知青小說是一脈相承的。

　　兩本書所透出的詩意，不再是宏大的和史詩性的，甚至不再是知識分子式的，而是日常的。但我們必須注意到，詩意只存在于以“詩意”的方式看待事物的人眼中，而這類事物在農(nóng)民眼里只不過是它們本身，毫無詩意可言。兩本書所內(nèi)含的詩意性盡管不同，但無疑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著前面所述兩位作者重構現(xiàn)場的客觀努力。

　　記憶的悖謬，錯位的尷尬

　　知青文學寫作者通常會陷入一個偏執(zhí)的誤區(qū)：認為自己所記憶的才是真正的知青生活，并以反對之前的文本為立足點來寫作新的文本。任何一種“你們寫的都是錯的，或是不全面、不準確的，我所寫的才是正確的”的寫作觀念，都必然要走進這個誤區(qū)，而這種論調(diào)在知青小說里比比皆是。這個誤區(qū)導致的結果就是最后的作品會像比薩斜塔那樣，盡管內(nèi)部完整穩(wěn)定，但從一個更廣闊的視角來看，就能發(fā)現(xiàn)它們不同程度的傾斜。因此，有必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對于那段歷史，對于成千上萬命運迥異的知識青年，對于后代人，存在一種整體上的記憶嗎?或者說，存在一種只書寫整體上的記憶，而且確實能記錄了絕大部分人的個體記憶的知青小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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